这恐怕要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才可能看得清楚（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总之，秦始皇和李斯一声令下，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都被付之一炬。这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如果不是之前萧何抢出了一批文件，其后果真不堪设想。

中华文明的许多宝贵遗产，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宝贵思想，也被遗忘和中断。当然，被中断的还有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传统。损失已无法挽回，秦始皇、李斯和项羽罪不可赦。如果另一个世界也有法庭，他们是应该送去受审的。

现在，青铜的、物质的武器被没收了，文字的、思想的武器也被没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捏在了秦始皇和李斯他们手里。那么，他们的帝国安全了吗？

不，灭亡得更快。

事实上，残暴野蛮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持久，历史的车轮更非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早在知识分子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士兵，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大秦帝国便万劫不复，正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5]

呵呵，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也一样。

大泽乡

陈胜是一名戍卒。[6]

戍卒是士兵的一种。秦国的兵制，是男丁每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五十人当兵，服役年龄为二十三岁。新兵先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叫“更卒”；然后赴京都宿卫一年，叫“正卒”；最后到国境戍边一年，叫“戍卒”。[7]

戍卒，即边防军。

陈胜和吴广，就是被朝廷征调入伍，准备派到北方去戍边的。他们入伍前都是平民，入伍后则担任屯长。屯长相当于班长或小队长，并非军官，只能算“兵头将尾”。在帝国庞大的军事系统中，可谓微不足道。

这样两个人，怎么会撼动了天下？

他们自己，多半也想不到。

于是一个故事被编造了出来，并载入史册。这故事说，陈胜当兵之前曾在地主家帮工。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突然对伙伴们说，将来要是富贵了，谁也不要忘记谁。

众人皆笑。

伙伴们说，你一个打工的，哪来的富贵？

陈胜则仰天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当然是编故事。包括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也是编造的。像他们那样的平民，哪来的字？就算有，也是称王之后的事。之前，没准连名都没有。要知道，就连当过亭长的刘邦也无名无字，只能按照排行叫刘季。

只有项羽的名和字靠谱，因为他们家是贵族。项羽见到南巡的秦始皇，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也同样靠谱。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格，也有这样的性格。

陈胜的话却靠不住。他凭什么说自己是鸿鹄，伙伴们是燕雀？所谓“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也不可靠。走到田间的高处休息一下是可能的，因失望而叹恨不已则不可能。怎么会失望呢？他原本就无望。

何况“怅恨久之”云云，是典型的“文青范儿”。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有此情绪，倒不奇怪。先为雇农后为戍卒的陈胜，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

因此，这故事是编出来的。

编造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史的人所编，甚至干脆就是司马迁编的。司马迁并非不编故事，《史记》一书中编造的痕迹时有可见。何况司马迁是敬重陈胜的。他把陈胜的传记称为世家，就是证明。

另一种可能，则是当时的人编的，甚至就是陈胜的打工伙伴所编。当然，是在他称王之后。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因此颇具公信力，也就被史家采信。

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编造又是必需的。编造故事，是因为历史需要解释。如果一件事情几乎不可思议，就更需要解释。

陈胜创造的奇迹就是。

是啊，一个苦孩子，一个打工仔，一个像牛马一样被驱赶到边疆去当炮灰的戍卒，既没有孔子那样的学问，又没有范蠡那样的财富，凭什么一举成功，以至于“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8]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从小就非同寻常。

这当然很能服众，也很能励志，还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编的人乐意编，传的人也乐意传。真实不真实，管他呢！

所以，名人们的儿时故事，尤其是那些带有励志色彩的故事，多半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信以为真。

实际上，陈胜的起义完全事出偶然。

这是秦二世元年（前209）的七月。陈胜和吴广一行九百人，因奉命戍边渔阳，临时集结在大泽乡。我们不知道这九百人都是从哪里征调来的，只知道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且都是住在闾里左侧的平民。

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对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则都很茫然。是啊，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阳夏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州市，渔阳则在今北京市密云县。有关系吗？没有。

但，山高路远，是肯定的。

身不由己和前途莫测，也是肯定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作为戍卒，到了渔阳以后还能不能生还。

更糟糕的是，他们遇到了雨。

瓢泼大雨没有预告地从天而降，四野之内一片泥泞。通往渔阳的道路已被毁坏，大雨却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在无奈地等待多日之后，如期赶到渔阳已完全没有可能。不能按时到达，等待他们的便是军法。

九百人的无助和无望，不难想象。

幸运的是，他们当中有陈胜、吴广。陈胜和吴广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俩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陈胜和吴广算了一笔账。他们说——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亡，不是死亡，是逃亡；等，不是等待，是同等。这句话的意思是：逃跑也是死，造反也是死。反正难逃一死，那就不如死得其所！

起义，已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如此，陈胜和吴广仍不敢造次。他俩先是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凶吉，没想到卜者不但宣称大事必成，还暗示他们装神弄鬼，制造舆论，争取人心。

这就有了鱼肚子里的红字条和半夜三更的狐狸叫。字条写的是“陈胜王”，狐狸叫的是“大楚兴”，同时也叫“陈胜王”。假装狐狸叫的是吴广，在鱼肚子里塞红字条的说不定也是他。结果，陈胜立马成了人心所向。

接下来就是吴广的苦肉计。

苦肉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激起戍卒们的同仇敌忾之心。此计由吴广实施，则因为他在军中人缘很好。因此，吴广故意趁着领兵官酒醉之时去惹事，反复扬言自己要逃跑。那领兵官也果然痛打吴广，还拔出剑来。

于是陈胜、吴广一齐杀了领兵官，宣布起义。

实际上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陈胜算的那笔账：诸位耽误了行程，依照秦律已是死罪。就算当局法外施恩网开一面，战死或累死在疆场的可能也十有六七。相反，如果造反起义，则不但可能活下来，说不定还能富贵。一个男子汉，绝不能死得窝窝囊囊。即便死，也得扬名立万。

紧接着，陈胜掷地有声地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话音刚落，一片欢呼。

其实，这句话说不说都无所谓了，因为九百戍卒早已别无选择。走投无路的他们，袒右为志（露出右臂以为标志），筑坛为盟（筑起土堆歃血为盟），斩木为兵（砍下树枝作为武器），揭竿为旗（举起竹竿作为军旗）。打出的旗号是大楚，实际的领袖是陈胜。

陈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大泽乡，在全天下，更在中华史。

陈胜王

没人知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大泽乡是否仍在雨中。但可以肯定，九百戍卒的心里已是雨过天晴。因为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希望，也有了奔头。

这一切，都出乎意料。

的确，陈胜和吴广的起义有不少偶然。比方说，碰巧他们驻扎在大泽乡，碰巧他们遇到了大雨，碰巧陈胜和吴广一拍即合，碰巧那卜者是赞成起义的，碰巧领兵官喝醉了酒，碰巧吴广人缘又好，等等。

那么，如果没有这么多碰巧，陈胜还会成功，大秦还会灭亡，历史还会改写吗？

会的。

起义充满了偶然性，成功却是必然。

后来的失败，也一样。

且看史实。

杀掉了帝国的领兵官以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并立马攻下驻地大泽乡。然后攻打管辖大泽乡的蕲县县城（蕲读如奇，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州市），又拿下。再挥师西进，连攻五县，五县皆降。

初战告捷，所向披靡的义军便一路凯歌前进，沿途一路收兵。等到他们兵临陈县城下时，已有车兵六七百乘（读如剩），骑兵一千多骑（读如季），步兵数万人。

陈县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起义军到达陈县时，陈郡的郡守和陈县的县令都不在，只有一位副职与义军作战，结果战败身亡，陈胜轻轻松松就进了城。[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