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义无反顾地下令渡河。他对战士们说：骰子已经掷下去了，向诸神等待的地方前进吧！

结果，恺撒长驱直入进了罗马。反对派首领庞培则是先逃到希腊，后逃到埃及，最后在埃及被托勒密十三世杀死。庞培的头颅送到亚历山大港时，恺撒哭了。

庞培被杀，是在公元前48年9月28日。三年多以后，即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也被杀死在元老院庞培的立像下，距离他五十八岁生日只差四个月。

谋杀恺撒的，是所谓共和派。

共和派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恺撒已经成为帝王。除了前面说过的那些头衔，他还拥有众多特权。他甚至开创了一个先例：在货币上刻印自己的侧面头像。虽然仅仅出现在银币上，但已经足以让人心生警惕。

更让共和派担心的是，恺撒还要远征帕提亚（也就是拦住了班超使者甘英一行的国家）。以恺撒之英勇善战，胜利几乎是必然的。那时，恐怕谁都挡不住他称帝。元老院甚至会以推举他为王的方式，来预祝他的凯旋。

何况恺撒本人虽然拒绝王者称号和冠冕，却并不讳言对共和制度的不满。毕竟，拥有十八个行省的罗马实际上已是帝国，旧的制度岂能适应！

因此，恺撒总有一天会跨过另一条卢比孔河，即从共和走向帝制。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

也因此，要保卫共和，就必须刺杀恺撒。

刺杀是在元老院会议开始之前进行的。十四个共和派议员一拥而上，手持短剑刺向恺撒，寡不敌众的恺撒则倒在了血泊中。为了死得有尊严，他用披风裹住了全身。

恺撒死了，共和保住了吗？

没有。

让共和派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高呼“暴君死了”、“我们自由了”等口号走上街头时，没有得到市民们的任何反应。相反，当恺撒的遗体火化时，市民们却用熊熊燃烧的火焰点燃了手中的火把，潮水般涌向刺杀者的宅邸。

保卫共和的英雄，居然成了过街老鼠。

历史的进程更具戏剧性。

公元前43年11月28日，刺杀集团的要犯名单被当局公布。他们的精神领袖西塞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行刺，也在12月7日被杀。这位罗马一流评论家的脑袋和手都被砍下来在广场上示众，舌头上还钉了钉子。

公元前42年1月1日，元老院通过决议，将亡故的恺撒尊为神。这是继开国之君罗慕路斯之后，第二位成为神族一员的罗马领导人。

公元前27年1月16日，恺撒的养子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意思是至圣至尊。此前，他已经被称为“普林斯”，意思是元首、第一公民、首席元老。而且，他一直连选连任执政官，也是终身保民官，还是大元帅和凯旋将军，并在公元前12年担任了大祭司长。

罗马第一个皇帝诞生了，虽然名义上不叫皇帝。

共和国就这样变成了帝国。那些保卫共和的人在谋杀恺撒的同时，也杀死了这个政体。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不能肯定这就是恺撒的遗愿，但屋大维确实是恺撒生前指定的继承人。这是元老院和许多人都没想到的，不少人之前连屋大维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因此，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是屋大维？

屋大维上位

年方十八的屋大维是在恺撒被刺一个月后匆匆赶回罗马的。其实就连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恺撒会把他收为养子，并让他继承姓氏。屋大维被这种信任深深感动了。他决心继承恺撒的遗志，完成养父未竟的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可以说，这才是屋大维一生最大的功绩，建立帝制倒是其次，甚至只是手段。只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先得大权在握，起码得站稳脚跟。

这并不容易。要知道，罗马人历来看重门第，也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功勋卓著，老成持重。然而屋大维却出身寒门且并无战功，年纪轻轻又体弱多病，就连身高也只有一米七，凭什么成为恺撒大帝的接班人？

小伙子，你做得到吗？

屋大维偏偏就做到了。公元前43年8月，也就是恺撒被刺一年多以后，屋大维在罗马人民大会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当选为执政官。这时，他距离担任执政官的法定年龄（二十一岁）其实还差两年。

十三年后，步入而立之年的屋大维，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罗马的独裁者。他的政敌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且身败名裂；他的事业却开始起步，且如日中天。

那么，他是怎样做到的？

有两个人帮了他的忙，尽管其动机恰恰相反。

这两个人，就是安东尼和西塞罗。

西塞罗是罗马一流的智者，也是刺杀恺撒之共和派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则是恺撒的副手和战友，也是与恺撒同时的另一位执政官。因此，当安东尼得知恺撒事先写好的遗嘱居然指定屋大维做继承人时，全身都凉透了。

自以为老谋深算的西塞罗却认为有机可乘。在他看来，如果让安东尼得逞，恺撒就白杀了。相反，屋大维则可以争取和利用。因为屋大维对西塞罗极尽晚辈之礼，不但大写充满敬爱之情的书信，还称西塞罗为“仲父”。

于是西塞罗决定改变阻挠屋大维的方针，力挺屋大维上位。但他哪里知道，屋大维的隐忍功夫和心狠手辣，绝不亚于中国的司马懿。他刚刚当选执政官，就正式启用“恺撒·屋大维”的称号，并宣布刺杀恺撒的都是罪人。

西塞罗也只好献出自己的头颅。

与屋大维联手消灭了西塞罗一派的安东尼，则开始犯另一个错误。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结婚，并将自己治下的领土赐给克娄巴特拉的儿子，还立下遗嘱要葬在埃及。

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罗马人民的感情，屋大维却把安东尼的错误统统变成了自己的资本。更高明的是，他告诉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埃及女人，因此只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才能洗刷罗马的耻辱。

安东尼的名字，则始终只字不提。

个人恩怨变成了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誉，罗马城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屋大维成功地发动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双双兵败自杀，罗马则为屋大维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战争期间一直敞开的战神神殿大门关闭了，和平女神降临人间。

屋大维也信守承诺，开始缔造和平。

胜利后，屋大维赦免了所有的安东尼余党。安东尼和克娄帕特拉生下的双胞胎，则交给屋大维娅抚养。被处死的只有一个人，即恺撒和克娄巴特拉的私生子。

这都是合理的，至少讲得通：宽容是恺撒一贯提倡的精神，屋大维娅是安东尼的原配和罗马妻子，那个私生子则又为恺撒的遗嘱所不承认，尽管屋大维杀他的真实动机是绝不允许世界上有另一个恺撒的继承人。

然而屋大维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无论他要做什么，也无论他为了什么，都总能师出有名。包括他跟政敌的妻子或女儿上床，据说也是为了监视敌人。因此这种游龙戏凤并非风流韵事，更非伤风败俗，而是为国捐躯。

这种手段，是恺撒绝不可能有的。

唯其如此，从弱冠少年变成帝国元首，屋大维才做得不动声色，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政改也一样。

屋大维首先做了两件事：削减军备和普查人口。第一件事让人民享受到和平的幸福，第二件事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富强，但同时也把一个问题摆在了公众的面前：我们的共和国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不能再依靠武力和发动战争，那又如何保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呢？

也只能中央集权，变共和为帝制。

这就必须削弱元老院。于是屋大维又做了两件事：议会裁员和信息公开。第一件事经过一系列的软硬兼施算是搞掂，第二件事则居然让议员们兴高采烈。

诀窍，在方式。

实际上在恺撒时代，信息就是公开的。元老院的会议记录，第二天就会张贴在罗马广场的一面墙上。屋大维却把这个惯例取消了。议员们的发言不再会变成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当然让他们感到满意。

然而屋大维只是把原来张贴出去的“元老院纪事”改放在了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阅览。有关国家政策和人事变动，则通过《每日纪闻》向罗马公民公布。也就是说，屋大维其实办了一个官方网站，或一份报纸。

元老院还是没法暗箱操作。

当然，他们也无法通过掌握国家机密来强化权威。

对于这个提案，没人敢投反对票，因为屋大维的理由很正当：共和国的公民拥有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

元老院只能接受。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像亚历山大一样喜欢以青春形象示人的美少年，竟会利用民权，并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独裁。想当初，真是小看了他。

更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公元前27年1月13日，屋大维在座无虚席的元老院发表演讲：我宣布，集中在我身上的一切权力，今天都还给你们。所有的武器、权力和行省，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决定权，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屋大维要恢复共和？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片刻死一般的沉寂之后，是雷鸣般的掌声。屋大维也得到了回报，元老院一致同意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而且，从宣布恢复共和，到成为奥古斯都，只有三天。

奥古斯都，其实就是皇帝。

皇帝陛下在“共和万岁”的欢呼声中加冕登基，这可是只有屋大维才能演出的大戏。的确，他不是天才，不像苏拉那样神采飞扬大放异彩，不像恺撒那样不可一世痛快淋漓，但他让罗马退出战场，帝国走向巅峰，世界实现和平。作为凡人，他完成了就连天才也做不到的事情。

公元前2年，也就是王莽称帝六年前，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国父称号。这是罗慕路斯和恺撒之后，第三位被称作“祖国之父”的人。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十六年后，奥古斯都屋大维在临终之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的戏演得好吗？

那还用问？简直精彩绝伦。

各奔东西

罗马的历史似乎注定充满悖谬：共和政体被保卫共和的人杀死，帝国制度由恢复共和的人建立，神话般的人物死于非命，平凡的人却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正是这些看起来的不可思议，让他们的故事充满张力。

屋大维之后的罗马，自然也不会缺少戏剧性。

大体上说，屋大维的继承者大多结局不佳。处死了耶稣的提比略被近卫军杀死，继位者卡里古拉也一样，接下来的克劳狄则被自己的第四任妻子毒杀。继承皇位的，是这个女人与前夫所生之子尼禄。

尼禄可是暴君的代名词，他甚至把他那个飞扬跋扈的母亲也谋杀了。终于，弄得天怒人怨的尼禄被元老院宣布为人民公敌，在逃亡途中自杀身亡。

之后有四个人执掌权杖，其中有两个被杀，一个自杀，幸存的那个拼命收税，连墓地的厕所都不放过。此人的儿子则是个虐待狂，让罗马处于一片恐怖之中，最后被仆人杀死，元老院则趁机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这就是奥古斯都屋大维的身后。

是的，他没有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

此后的故事跌宕起伏。

就在那个虐待狂被仆人杀死之后，罗马出乎意料地柳暗花明，一百年间居然接连出了五个不错的皇帝，史称五贤君。他们把帝国的版图扩张到顶点，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圈。其中第三位皇帝哈德良甚至创造了一个奇迹：让罗马更多地是受到尊重而不是令人恐惧。

恺撒和屋大维的理想——把罗马变成世界的首都，缔造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都得到了实现。至少有一点名不虚传也毋庸置疑，那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也是中国圣贤们的理想吧？

然而这一百年间的东汉帝国却是日薄西山。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豪门和女主夺利争权，很有几个皇帝不得善终。最后，汉帝国被一个名叫董卓的军阀实际上灭亡，虽然靠着曹操仍维持了王朝的名义二三十年。[2]

当然，董卓也不得好死。

董卓是被自己的部将吕布杀死的。也就在这一年（192），五贤君之后的罗马皇帝康茂德被谋害，凶手是他的情妇、侍卫和摔跤教练，起因不明。

看来，罗马的兴盛和东汉的国运都到了尽头。[3]

康茂德被谋杀后，近卫军在六个月内就拥立了两个皇帝，后一个的皇位还是拍卖的。结果，这两个皇帝又都死在了近卫军的刀下，最后夺得皇位的是塞维鲁。

塞维鲁是军人出身，而且是作为军团司令和行省总督杀回罗马的，当然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临终前他这样嘱咐儿子：让士兵发财，其他人的死活可以不管。

可惜，他的儿子继位后，还是被近卫军所杀。以后的两个皇帝，也都死在士兵手上。公元238年一年内，元老院推出四个皇帝，全被士兵杀掉。之后十五年，竟换了十个皇帝。最后，军团和行省纷纷拥立自己的皇帝，乱成一团。

罗马帝国风雨飘摇。

并非没有人给帝国注射强心针，奥勒良就是。这位英勇善战的皇帝东征西讨，在短短五年内重新一统江山，以至于满怀感激的元老院授予他“世界秩序恢复者”的称号。然而不到一年，他也被心怀不满的士兵杀掉了。

3世纪的罗马，真是多灾多难。

那么，帝国还有救吗？

也许有，只不过得改革。

改革者叫戴克里先，他是在中国的西晋灭亡东吴四年后成为罗马皇帝的。从他开始，屋大维创立的元首称号（普林斯），正式改为君主（多米那斯）。也就是说，屋大维实行的是元首制，戴克里先实行的是君主制。以此为界，罗马帝国也被分为前期和后期。

戴克里先是一位奇怪的皇帝。他确立了君主制，却又把帝国分为四个部分，由四位统治者治理。其中两个是正职，称奥古斯都；另外两个是副职，称恺撒。

这种制度，叫四帝共治。

四帝共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国家安全。四位正副皇帝分到的也不是领土，只是保家卫国的责任区。这与其说是戴克里先觉得一个人承担责任太累，不如说帝国已经脆弱到独木难支，必须有更多的人来同舟共济。

制度改革的第二个目的，是政权的稳固。一国四帝分居四个首都，总不至于在同一时间内，都像前面那些皇帝一样被近卫军杀了吧？就算杀了一个，还有三个。

第三个目的则是权力的和平交接。要知道，在罗马帝国的话语体系中，奥古斯都历来代表皇帝，恺撒则有皇储的意思。因此，按照戴克里先的设想，一个奥古斯都（正帝）去职，就会有一个恺撒（副帝）补位，秩序井然。

何况所有的恺撒（副帝）都是奥古斯都（正帝）挑选和指定的，更何况戴克里先还规定副帝必须娶正帝的女儿为妻。儿子不能挑选，女婿和副帝却可以，这就比可能出现尼禄和康茂德的父死子继要让人放心得多。

稳妥吗？稳妥。

至少在戴克里先看来，是如此。

于是，这位改革皇帝在登基二十年后宣布退位，并把另一个正帝也拖下了水。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是要被儒家称颂为“禅让”的。在罗马，也要算高风亮节。

可惜这时的罗马早已没有道德可言。官场上的唯利是图，政治上的腐化堕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勾心斗角，即使苏拉和恺撒复生也无法整肃。比如西塞罗在担任总督时就大发横财，却毫无愧色地以君子自居。

当皇帝，可比当总督更有诱惑。

因此，戴克里先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为了争夺皇位而重开内战。最后，皇帝又变成了一个人。当然，是在消灭了所有对手之后。

这个人，就是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皇帝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发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在罗马的合法地位；二是把帝国的首都迁到了东方的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这两件事，就像中国的黄河改道一样，彻底改变了罗马今后的走向。君士坦丁迁都六十二年（392）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又三年后，罗马帝国分裂，首都在罗马的叫西罗马帝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叫东罗马帝国。

此后二十五年，中国的东晋灭亡，南朝开始。

半个世纪后，西罗马帝国亡。

罗马的兴亡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比方说，他们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为什么又不可逆转地走向帝制？为什么成为帝国以后就动乱不止？为什么动乱不止却不崩溃？为什么最后会分裂为东西两半？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大汉：为什么四百年的历史会一刀两断？为什么后来又死而复生？为什么复生之后又终有一亡？为什么汉亡之后是长达三百六十九年的动乱和分裂？

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也许，我们回答不了，或者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必须到制度和文化那里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