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晃的帝国

公元610年堪称非比寻常。就在这一年，再赴江都的隋炀帝开通了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八百里。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得到了天启，而一位名叫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人则成为拜占庭（Byzantium）的皇帝。

新的历史就这样开启了。

此后的世界，便是拜占庭、阿拉伯和隋唐帝国叱咤风云的舞台。当然，三大帝国命运各异。一个半世纪后，大唐达到鼎盛然后衰退，阿拉伯扩张至极面临分裂，拜占庭则跌入低谷准备复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创造了影响世界的文明，而且这文明还都与宗教有关。

不妨先看拜占庭。

拜占庭又称东罗马帝国。不过，东罗马也好，拜占庭也罢，都是后人的说法。正如东晋人从来不说自己是东晋，拜占庭人也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罗马。他们的国家依然叫做罗马帝国，他们的元首也依然叫做罗马皇帝，尽管帝国的首都早就不在罗马，罗马城也衰颓得不像样子。

实际上在受过古典教育的人眼里，新帝国就像一个破落户私生的混血儿和败家子，不但丢失了祖传的罗马城，还说着拙劣的希腊语，以一种来历不明的宗教为国教。这种宗教的成熟和传播虽然是在古罗马，它的创立者耶稣基督却是犹太人，其教义更是与罗马文明的传统八竿子打不着。[1]

这样的国家，怎么也好意思叫做罗马？

然而拜占庭人却不这么看。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帝国的臣民，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小亚细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整个多瑙河以南东欧的主人，他们跟长安城里的中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居住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只不过这中心在他们那里叫做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是在公元330年5月11日成为罗马帝国之首都的，之前的它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 of Bosporus）西岸的希腊要塞，叫拜占庭。谁都没想到的是，拜占庭虽然由于成为新首都而被改了名字，它的原名却被后人用来称呼迁都之后的新帝国，看来历史确实喜欢开玩笑。

把拜占庭变成帝国新都的，当然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他迁都拜占庭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实现“新首都，新帝国，新宗教”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这个新宗教就是信仰唯一之神的基督教，因此帝国政府必须远离众神喧嚣又破败不堪的老罗马城。

于是，皇帝陛下不辞劳苦地亲自跑马圈地。看着那些疲惫不堪的随从，君士坦丁庄严宣布：在我前面引路的是不可见的神灵——上帝。当然，为了证明信仰的虔诚，新首都的城市中央建起了圣索菲亚（St.Sophia）大教堂，奥古斯都广场上皇帝雕像的手中也既拿着地球仪，又拿着十字架——前者象征着征服世界，后者象征着追随基督。

君士坦丁的这种宗教热情显然需要解释。因此，作为依靠军队拥戴和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的皇帝，他声称自己在进军的途中亲眼看见太阳里出现了十字架形的光芒。受这一神迹的启示，此公便将罗马军旗的图案改成了十字架。据他自己和历史学家们说，从此君士坦丁战无不胜。

呵呵，上帝与他同在。

可惜这种说法越是神乎其神就越是形迹可疑，君士坦丁的信仰确实值得商榷。事实上，他虽然大力扶植基督教，却又宽容地保护异教徒，尤其是大权在握之后。他甚至一再推迟履行入教的手续，直到临终之前才接受了洗礼。

显然，君士坦丁是基督徒，更是政治家。在他那里，帝国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当基督教各派为教义争得面红耳赤时，君士坦丁却超然物外，甚至将教士们视为命根子的神学理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当然也不会为了基督教去打击多神教。别忘了，拜占庭的新名字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不是上帝之城或基督之城。

实际上君士坦丁推崇基督教，看重的不是教义，而是它主张一神崇拜。这种单纯的性质正是大一统帝国需要的。这就正如汉帝国独尊儒术并非多么喜欢儒学，只不过儒家学说更适合成为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

君士坦丁是古罗马的汉武帝。

不能说君士坦丁的选择没有道理。事实上，异教徒们很快就发现了基督教的过人之处：崇高的精神、纯净的心灵和严谨的组织，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也令人尊敬。他们扶贫济困，宽恕敌人，勇于殉道，尊重妇女并唾弃背叛。所有这些，都来自他们唯一之主的教导。

相反，古罗马的宗教则显得不堪，如果那也能够叫做宗教的话。要知道，它可是连一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更不要说神学教义、道德规范和组织机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每个都来历不明，而且不乏通奸乱伦和弑父杀子诸多罪行，根本就不足以成为帝国臣民的道德楷模。

这时不管换了谁，也会选择基督教。

可惜，君士坦丁的上帝并没能保佑他的帝国。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不过三年，罗马就分裂为东西两半，西边那半也在大部分臣民皈依基督之后不久便轰然倒塌。就连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最终也未能幸免。它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并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意思是伊斯兰之城。

这可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东罗马帝国灭亡要到公元145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景泰四年。但在公元610年，希拉克略接手的却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国库空空如也，军队士气低落，敌人则从四面八方将帝国团团围定，包括北方的日耳曼蛮族，以及来自中亚的好战民族阿瓦尔人（the Avars）和波斯人。

波斯人是罗马帝国的老对手和死对头，尤其是在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取代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后。他们不但频频发动战争，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大唱对台戏。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时，萨珊王朝大批收容他们；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波斯人又支持其异端。被中国人称为景教的那个派别，就是在萨珊波斯形成的。

毫无疑问，波斯人对基督教并没有兴趣，他们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因此，收容基督徒和支持其异端，都不妨碍他们在公元614年的5月蜂拥而入圣城耶路撒冷，将基督教的古迹夷为平地。更过分的是，这些异教徒还撬走了教堂中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并把它作为战利品连同俘虏一起运往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

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波斯人并没有就此收手。在横扫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他们又让东罗马人的埃及总督举手投降。能够为帝国提供四分之一收入的宝地无可奈何地落入敌手，再也没有一粒粮食从亚历山大港运往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也不得不中止了对市民免费的面包供应。

公元620年，咄咄逼人的波斯军队前进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与君士坦丁堡隔水相望。这条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通道是那样地狭窄，以至于拜占庭皇帝一眼就能看见敌营中闪烁的火光，甚至能想象出他们的饮酒狂欢。

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被逼入死角的希拉克略不能不把自己变成罗马帝国的防卫者。实际上，当他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皇位时，也就把臣民的厚望放在了肩头。如果不能让摇晃的帝国重新站立，他的下场不会好过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