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年轻女子，长发披肩、身段窈窕、脸容秀美；一个戴着眼镜、气质斯文、举止有礼的男人，竟然是昨日见过的周不闻律师。

我愣了一下，客气地先和周不闻打招呼：“周律师，您好。”

江易盛哈哈大笑，搭着周不闻的肩说：“好可怜，真的是对面不相识呢！小螺，你仔细看看，真的不认识他了？”

周不闻微笑地看着我，和昨日那种疏离客气的职业性微笑截然不同，他的笑带着真正的喜悦，甚至有几分紧张期待。我满心困惑，恨不得踹一脚故弄玄虚的江易盛，却惯于装腔作势，礼貌地笑着说：“周律师，我们昨天刚见过，怎么会不认识？”

江易盛怪声怪调地长叹了口气，刚要出声，周不闻拉了下江易盛的胳膊，阻止了他的话。周不闻凝视着我，微笑着说：“小螺，是我，大头。”

我脸上礼貌的笑立即消失了，震惊地看着周不闻。

李大头，原名李敬，我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记忆中的他，瘦瘦的身子、大大的头、长腿长脚，配上几分狰狞的凶狠表情，学校里没有人敢惹他。眼前的这个男子，身材颀长、彬彬有礼，细看下除了眉眼有几分似曾相识，再找不到记忆中的样子。

我十岁那年，因为爸爸再婚、继母怀孕，局促的家里再没有我的容身之地，被爷爷接回了老家。我不会说闽南话，也不会说黎族话，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在学校里十分惹人注意。刚开始同学还对我又好奇又羡慕，可很快爸爸不要我、妈妈跟野男人跑掉的消息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同学们的好奇羡慕变成了怜悯鄙夷。那时候，我像只刺猬一样，用尖锐的反击去保护自己支离破碎的自尊，没多久就变成了同学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作业本被扔进厕所，放学路上被吐口水，甚至有男同学捉了蛇放到我书包里……长大后回过头看，不过是小孩子的恶作剧，可那些恶作剧让当年的我如同身处地狱，直到李大头搬来。

他和我一样，会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不过，他没有父母，并不是因为父母离婚，而是因为爸爸死了。某段时间，我曾很偏激地想，我宁可像他一样，至少想起来时，爸爸是不得不离开我，而不是主动遗弃了我。

他和我一样都是睚眦必报的人，但也许因为他是男生，也许因为他没有和继父、继母生活的经验，他的反击都是光明正大的，不像我，总是拐弯抹角。他很会打架，一个人能干倒三个欺负他的高年级男生，不管你骂他什么，反正他会打到你服了他，他用纯粹的力量让所有人不敢再惹他。

李大头比我高三个年级，虽然两人都住在妈祖街，上学放学时，常常能看到彼此，但完全没有交集。直到有一次，我被同学围堵在学校的小树林里，逼问我“你妈是不是跟着野男人跑了”，李大头突然出现，粗暴地赶跑了所有人，警告他们不许再招惹我，否则他见一次打一次。

从此，我就跟着李大头混了。渐渐地，我们学会了闽南话，也会讲一点点黎语，融入了海岛生活。后来，还和同一条街上真正的土著江易盛成了好朋友。

三人在一起玩了三年多，好得无分彼此、几乎同穿一条裤子，直到我十三岁那年收到了李大头的情书，才突然意识到我是女生、他是男生。面对李大头歪歪扭扭的“我喜欢你”几个字，我完全傻掉，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复。

当我纠结苦恼该如何回复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时，李大头的奶奶脑溢血突然去世，他妈妈回来接走了他，离开得十分匆忙，甚至没有来得及和我们告别，那封情书自然也就不用再回复了。

听邻居八卦说，他妈妈运气好，另嫁了有钱人，是个南洋那边的华侨，对她很好，但是一直没有孩子。这次李大头过去，只要得了继父的喜欢，肯定会享福的。

随着时间流逝，李大头在我的记忆中渐渐远去，但因为他陪着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三年，还有那封我一直没有回复的情书，他在我日渐模糊的记忆中始终牢固地占据着一个角落。

江易盛推了我一把，“你发什么呆啊？究竟记不记得？”

我回过神来，一时间心里百般滋味交杂，甚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勉强地笑了笑，“一起玩了三年多的朋友，怎么可能记不得？快进来坐吧！”

我忙着搬藤桌、藤椅，招呼他们坐。江易盛让我别瞎忙，我却充耳不闻，跑进厨房把剩下的一半西瓜切了，等把一片片的西瓜整齐地叠放在水果盘里，我的心情才真正平复下来。

我端着水果盘、拿着水果叉走出厨房，看到吴居蓝和江易盛、周不闻坐在一起，正彼此寒暄。吴居蓝微笑着自我介绍说：“我叫吴居蓝，是小螺的表哥，昨天下午刚来海岛。”

我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把水果盘砸到吴居蓝头上。吴居蓝却好像早有预料，一手稳稳地扶住了我，一手把果盘接过去，放在了藤桌上，笑看着我说：“小螺一贯独立好强，凡事都不喜欢麻烦人，但她越是这样，我越是放心不下，反正我工作也自由，索性跑来陪她一段时间。”

周不闻问：“吴先生是做什么的？”

“编程员，俗称码工，我们这种工作在哪里做都一样，只要按照客户要求按时交活就好了。”

你还编程员？今天早上是谁对着电脑又戳又抠的？我瞪着吴居蓝。

吴居蓝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一边拖着我坐到他身旁的藤椅上，一边非常礼貌亲切地对周不闻说：“叫我吴居蓝就好了，否则我也得叫你周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