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两个部落的主力骑兵，都已经被喀喇沁部的主力联合武烈营所歼灭，所以面对突然而至的科尔沁骑兵，翁牛特部和巴林部的募民，不仅没有防备，而且毫无还手之力。

两个部落的青壮老弱被杀，妇孺女子被抢，一起被抢的还有大量的牛羊牲畜。

这也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事情，在生死存亡面前，前一刻还可能是亲密的盟友，而下一刻就很可能成为危险的敌人，完美地诠释了后世的那句政治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特别是对草原民族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更是只有永远的生存压力。

如果不是克什克腾部的首领多长了个心眼，事前留下了部落的骑兵主力防备西面的察哈尔人，同时也多亏了提前几日逃回来的部落骑兵，报告了东面草原上的情况，那么克什克腾部这一次也无法幸免遇难。

遭遇巴林部、翁牛特部残酷下场的还有东乌珠穆沁部，西拉木伦河上游以北的部落，处在东蒙古草原的西部边缘，也是一个骑墙派，东面来了强敌就归附东面，西面的察哈尔人来了，就再次归附林丹汗。

这一次，面对急需通过掠夺得到补充的科尔沁左翼，乌珠穆沁左翼诸部算是遭了秧。

而本来就觊觎自己西边东乌珠穆沁草原的科尔沁右翼台吉孔果尔，更是毫不留情，联合科尔沁左翼台吉斋桑，把东乌珠穆沁上层贵人十二岁以上的所有男丁全部杀死。

从此乌珠穆沁左翼的草场，归了科尔沁右翼台吉孔果尔，而它的妇孺人口、牧奴仆从、大批牛羊马匹等牲畜，则一股脑儿地全部归给了科尔沁左翼台吉斋桑。

正是沿途掠夺了这么几个兵力相对弱小的部落，当斋桑带领麾下骑兵终于赶回白音套的时候，科尔沁左翼的元气才算是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否则失去了大量部众仆从的科尔沁人，是很难熬过草原上漫长的寒冬的。

而也正是因为斋桑在东蒙古草原上对自己前盟友的这种不讲信义的掠夺行为，才让他感到很有必要派人前往沈阳，去获得自己的妹夫、女婿、宗主后金汗黄台吉的谅解。

当然，黄台吉在满珠习礼禀报之后，同时也是在自己的后妃哲哲和布木布泰的劝说之下，最后谅解和容忍了科尔沁人在草原上的所作所为。

但是，经过了这么一番重大的变故，东蒙古草原上的大大小小部落，不仅一下子消失了很多，而且也更加坚定了此前已经归附了明朝的那些部落的决心。

比如库伦部，由于恩赫巴雅尔的及时倒戈反水，库伦部不仅在明军和喀喇沁的大军面前得以保全，而且最后还因为得到了辽东镇的大力援助，而躲过了科尔沁人回师途中的劫掠。

使得东蒙古草原一下子与科尔沁人及其背后的后金国离心离德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科尔沁的大败而归，以及大败而归后的背信弃义。

与科尔沁左翼随后的往北迁徙相应的是，靠近察哈尔林丹汗势力范围的乌珠穆沁右翼诸部、克什克腾人，以及达来诺尔湖周边的阿巴嘎部、苏尼特部，纷纷再次倒向察哈尔，派出使者越过横亘在漠南东部与西部之间的一大片戈壁沙地，即浑善达克沙地，重新向林丹汗俯首称臣。

而不甘愿忍受察哈尔林丹汗压榨的多伦部，在看清了东蒙古草原上的形势之后，很快也派使者南下宣府镇，向宣府镇前出塞北筑城守御的副总兵邓祖禹联络归附之事。

当时，宣府镇监军御史倪元璐恰好就在邓祖禹军中巡视筑城情况，因为有着辽东镇监军御史陈仁锡招抚喀喇沁的先例，倪元璐当即就接纳了多伦部的归附，并与宣府镇总兵侯世禄一起，联名上报了多伦部归附大明的奏疏。

宣府离京师极近，多伦部归附的消息，很快就传进了军机处。

多伦部虽然不大，总人口不过数千，但是其所居的战略位置重要，而且水源充沛、草场肥美，是宣府北面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

崇祯皇帝得到这样的消息以后，当然很高兴，很快就同意了宣府镇总兵官侯世禄和监军御史倪元璐的奏请，同时由军机处议封多伦部首领哈丹巴特尔为慕义侯，令其送长子额尔德木图入读皇明忠义讲武堂，同时赏赐一批钱粮军械，并恩准其在沽源与宣府镇各路开边互市。

至此，大明京师以北塞外草原上的格局，随着科尔沁人征讨喀喇沁部的失败，进一步向着有利于大明的方向转变，大明蓟镇、宣府塞外的防御形势，也随之发生了有利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