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山海镇副总兵尤世威，调任建昌营总兵，而建昌营也同时移驻桃林口外、青龙河畔的三岔口筑城守卫，兼领募民屯垦事务。同时所有巡视到的沿边关口，不久之后也都接到了军机处的公文，朝廷将专门拨付一笔银款，加强沿边各关口城防设施的修缮扩建。

当然了，这其中有孙承宗的想法，也有李邦华的想法，更有崇祯皇帝自己的想法。孙承宗、李邦华当然不知道后来崇祯二年冬发生在这些沿边关口的战争，但是他们出于自己肩负的职责或者说先天的一种嗅觉，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片区域的防御存在问题，沿边卫所军备废弛，卫所士卒虽然不像西北边地那样大面积地逃亡，但是大多数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农夫，除了耕种二百多年来不断减少的卫所土地，就是给各级将官家里做奴仆或者当雇工，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都没有操练过了，根本没有一点军人的样子。

而大明朝廷几十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考虑到这个地区是京师的北大门，靠着这样的卫所军队很难保证安全，所以先是设了建昌营，后又设了一个三屯营，算是在沿边关口卫所的基础上，为京师多增加一条防线，然而几十年下来建昌营、三屯营同样重蹈覆辙，军备落后，训练废弛，兵不像兵，将不像将，又给养成了一群废物。

在孙承宗这样一个亲自经历过辽东战场的人看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将校官佐和营兵，躲在沿边卫所军队的后面，又有着长城的保护，根本没有一点危机感，认识不到整军经武、加强训练的重要性。

如果把这些摆在长城的外面，长时间面临蒙古或者建虏的威胁，那么他们肯定会认清自身的处境，从而明白加强训练的重要性。虽然只是隔着一道长城，地理上的距离并不远，但是心理上的压力马上就会升起来，警惕性也会随之搞起来，而缺枪少炮、兵不满员、兵甲不修的问题，很快就会凸现出来。即便朝廷不过问，他们也会自己反复往上报。

孙承宗的想法当然是正确的。你让一个人居安思危很困难，但是你把他放在危险的地方，他自己马上就会认清所面临的的危险，根本不需要你一再地耳提面命。

对此李邦华的看法当然是一样。不过对他来说，他也有自己的一点考虑。从遵化北边的马兰峪，到南边的白冶城，甚至更南面一点的玉田、丰润，到处都是工部重开的矿山铁厂，除了顺天巡抚王元雅在推官何天球主持下招募编练的抚标营两千以外，蓟镇监军御史施邦曜也按照皇帝的旨意，拿着发生的饷银新募了三千青壮为兵，以建昌营游击罗岱为将，正在编练一个监军标营。

如此一来，蓟州和永平两府之地，先后有了三屯营、建昌营、王元雅的抚标营、施邦曜的监军标营，即便不算沿着长城分布的关口卫所那些废物卫所兵，如果再加上皇帝亲自督促白冶城矿场编练的矿营五千人，这片区域里面就积攒的营兵，就达到了惊人两万多人，再加上据此不愿的山海镇总兵赵率教麾下的两万五千多人，单是冀东两府之地就有营兵五万多人。

与此同时，与冀东两府只有一墙之隔的关外，那么大片的土地上，却没有派驻真正有战斗力的营兵，只有卫所内迁之后残留在部分墩堡上的一部分卫所兵，他们所能起的作用，就是看守曾经属于沿边卫所的一些农田，顺带着发挥一点瞭望示警的作用，毕竟那边的烽火台还没有完全被废弃。

对崇祯皇帝来说，孙承宗等人的建议，是他很高兴看到的。他很清楚辽西走廊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迎来相对的稳定，而蓟镇的正北面，包括宣府镇的北面沿边关口，将会是下一步建虏进攻的重点区域，孙承宗带人巡视宣府、蓟镇沿边关口卫所及营头，他是非常支持的，对于加强沿边各口的防务，修缮关城等防御设施，他也是非常赞成的。

所以孙承宗等人的奏折一上来，他马上就批准，并从内帑之中再拿出六十万两用于重修部分破败不堪的关口，比如古北口、大安口、龙井关、喜峰口等处关城。

同时，崇祯皇帝还给李邦华再次拨银二十万，专门用来修筑白冶城的外围城墙，确保白冶城内铁厂、水泥厂、兵器厂、火药厂等各个矿厂及仓库的万无一失。

虽然如今这位知晓未来历史走向的崇祯皇帝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历史上黄台吉带领后金军队从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等地破边而入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但是万一没有防住，后金军再次从这个地方侵入，那么白冶城这个正在复兴的军工基地，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危险。这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不得不预先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即便遵化城像历史上一样被攻破，那么遵化以南七十里处的白冶城，也必须万无一失。何况现在大明的财政状况与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相比好转了不少，倒不是经济上有多大的起色，而是之前的抄家政策被执行的很好，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拿出百八十万两银子，用于整顿宣府和蓟镇的军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