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位团长中，王以哲是与张汉卿关系最密切的。与少帅一同训练的这些天，他深深地被年轻少帅的刚毅、沉着与睿智所惊讶。这个年龄比同期生小许多的年轻人，却比其他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兵痞”们更能吃苦，在战术课上也更聪慧，往往一些比较艰深的道理，少帅能一眼看穿。

更令人吃惊的是，明明没有带兵作战经验的他，往往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想法来。就是老帅张作霖，听了众口一词的对少帅的夸奖，起初也是非常不相信，还亲自出马并安排了张作相、杨宇霆、孙烈臣等老将考校来着，结果怎么着？少帅可能对一些术语并不非常熟悉，也可能回答得结结巴巴，但对于军事的素养却让老将们一致折服。不知道为什么少帅有军事的天赋，只能归咎于“将门虎子”、天降英才了。

而张汉卿提出的建立现代军队的构想很让人动心，反正王以哲是坚定的支持者。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慨，甫一上任，便提出政工干部这个概念，并以奉天小学校为基础，成立政工干部学校。这所学校，后来便成为中|央党校的前身，为后来的人民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从这里毕业，并走上新的更高的岗位。

为了最大限度不妨碍学生军官们的学业，张汉卿下令全部卫队旅逢单日进行军事训练，逢双日则进行思想、文化、政治、内务培训，让学生军官与政工干部们合理调配时间。此外又让军政干部教导团组成了十数个夜校识字班，在业余时间教授士兵学字学文化。

当然，作为政工干部的鼻祖，张汉卿是经常来给他们上课的，用他的话，是“沟通”。

这些学生军出身的政工干部，绝大部分前脚还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后脚便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官。他们的技战术水平，说实话，比奉天的军人军官是差多了。张汉卿是把他们当后世（或前世？）GCD的政委培养，如***、如罗荣恒等。但那些闻名遐迩的政委们可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很多人要论作战能力可一点不比老帅们差。这些学生军从未接触过军事，冒然拔高到与军事主官平齐的政治主官位置上，可不愿让他们变成纸上谈兵的赵括。

张汉卿不讳疾忌医，他也正视这个问题，并作为政工干部条例定了出来。针对作战军官们对这支政工干部未来是否会像古代“监军”，并可能成为指挥上的掣肘的疑问时，张汉卿在连以上干部培训会上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并正式宣布了政工干部的职责：

“政工干部的存在，古亦有之。有人说它像古代的‘监军’，我要告诉各位，它就是。但是它又与古之监军不同。差别在哪呢？

一是军事指挥权在司令官之手，政工干部可以提出建议，但不得干涉，这是铁律，不然就如同手…怀表。当一个人手里有一个怀表时，可以知道时间，但当他同时揣着两块怀表时，他就不知道时间，此谓之手…怀表定律。

但是一块怀表有可能出事，为什么呢？因为怀表可能会停，可能有快有慢，这就需要有另外一块表来随时参看。孰是孰非姑且不论，至少司令官知道，现在的时间存疑，这也是一种提醒。

如果揣着怀表的人真的出了问题，会给整支部队带来深重灾难。这里出了问题有很多，如逢重大的军事决定，或者作战牺牲、负伤、因故不能指挥等情况下需要有人代理职务，但正、副官长同时出事，我说的是假如，部队该怎么办？（他一直记得正史上九一八当晚，作为奉军最高指挥官的“自己”因治疗毒瘾且远在关内无法视事，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奔丧离开指挥岗位，而代理长官、参谋长荣臻对日军发动的北大营攻势不知所措、急等命令导致日军一枪未发打破北大营从而兵不刃血占领东三省的情形。按后世的分析与推演，如果当时有那么一个人在，下达了抵抗的命令，可能历史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这时候政工干部就可以召集下阶同级军官一道讨论，并定出代理指挥的人员。

二是随着作战任务的增加，各级军官、士兵对新武器、新战术会不有适应、不接受的可能，还有战前战后军事动员、稳定军心，平时了解官兵思想动态的需要。这些工作，司令官可能没有精力处理，有一个人、一拨人来协助完成这些琐碎但又极重要的工作，这时候是体现政工干部的场合。

人们常说‘术业有专攻’，我们就把司令员专职负责技战术、政工干部负责思想动态作为他们各自的术业。一支部队，司令员和政工干部如何有效处理好各自的工作又能够相互配合，是这支部队能否‘来之则战，战之能胜’的保证。”

少帅说话就是有水平，不好表述的话，他三言两语就深入浅出地概括出来，还让人发醒。不管怎么说，政工干部这一新生事物的作用，在卫队旅是被深深烙在官兵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