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可以调解的，特别是对民众的有些过激行动，袁世凯采取了一些手段进行弹压，抓捕了几个代头闹事的领头人。

对于不做为和在当地民众口碑特别不好的官员，袁世凯也进行了适当的撤换。

总之，经过多方的努力，德国人修造的胶济铁路，得以顺利施工。

高密事件，也基本得到了解决。

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固然是为了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掠夺中国的资源；但也更想通过这条铁路为其谋得巨额的利润。

他们曾经计算过这条铁路的创利能力，按照他们的设想，这条铁路简直可以成为他们的聚宝盆。

但是，他们失算了。

铁路投资的特点是投资大，见效慢。获利是靠远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收益，近期投资的效果都不理想。由于运输增加是需要时间，加之运营成本维修成本和试运营的支出，最初几年能做到保住运营本身不亏损就不错了，谈不上投资收入和回本。

胶济铁路是一九零五年全线通车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以英日联盟为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国宣战进攻青岛。

这一年的十一月，驻青岛的德军向日本投降，青岛和胶济铁路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德国人试运营与运营胶济铁路，总共不到十年时间，怕是连投资都没能收回，是为日本做了嫁衣裳。

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经营了胶济铁路几十年，可谓赚得盆满钵余。

当然，这是后话。

一九零零年一月九日，清**来电询问袁世凯：在平原镇压义和拳被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奏请革职的，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是否离开山东？如未离开，着即驱逐回原籍，以息人言。

继而收到在京城的徐世昌来信，告诉他京城盛传袁世凯在痛剿义和拳，参奏他的奏折接二连三。

这个时候，他已经看完了济南、东昌、泰安三府和临清州禀报的一百四十六起案件，其中扰害教民的一百二十七起，共三百二十八家。扰害平民十九起，共二十八家。

对义和拳的抢劫财物，扰乱社会，为害百姓的真实情况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

他觉得他对义和拳剿灭的做法没有错，对于自己刚上任没多少时间，就有这么多人参奏自己很恼火。对于自己二哥因为镇压义和拳而遭到免职，更是感到不公。

他知道盯着他二哥的肯定是毓贤，也清楚针对自己是毓贤这一类人在背后搞鬼。

一月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安分良民学习技艺，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互保闾里，不能目为会匪。

今后处理教案，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在无形中把义和拳默认为合法组织，义和拳的头目们见有机可趁，借机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

为了防止毓贤这些人在朝廷里兴风作浪，袁世凯认为自己应当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态度。

一月十三日，他上奏朝廷：“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持，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该匪（义和拳）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聚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脏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

“该匪等一经勇队抵御，即不能知，况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乎！就使真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州，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何以制其后！且胶澳、威海逼处强邻，倘骚扰过久，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则山东全省必将震动。……

“统筹全局，应分别治本、治标。所谓治本者何？在于调和民教而已。而调和民教又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教不得依势凌民，凌民者许民指控；民不得借端闹教，闹教者按律究治。又通饬各属遇案不分民教，但论曲直，不许教士干预词讼，严禁胥役籍案勒索……”

“所谓治标者何？在于绥靖地方而已。而绥靖地方又在于清楚匪类，化民愚氓。一面命官员和绅士前往开导，设法解散，一面悬赏购线，缉拿案犯首要，不操切以激变，亦不养痈以贻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