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未必不是给自己留后路，但更有可能这个时候还处于摇摆不定中。也可以说是努力在寻找着可进可退，可左可右的平衡点。

同日，守旧派御史杨崇仪等人至颐和园封事，请求慈禧太后重新“训政”。

光绪皇帝感到大势已去，明发上谕，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督办官报，毋得延误观望。

这是事先约定的暗语，维新派人士读完这道上谕，知道大事不妙，知道有重大变故即将发生。

毕永年感觉到了事态的严峻，问康有为：“今必败矣！未知袁（袁世凯）之消息如何。”

康有为彷徨无计，越发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

他以为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与自己交情极好，对毕永年说：令谭嗣同、梁启超、徐世昌“往袁（袁世凯）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

徐世昌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回到法华寺，与袁世凯密议。

他们两个密议了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只是袁世凯马上去拜会维新派的死对头——亦匡和李鸿章。

通过进一步摸底，袁世凯已经判断出软弱无力的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必败无疑，势力强大的西太后一定会取得胜利。

再说荣禄掌握着董福祥和聂士成各军数万人，淮军、练军几十营，京内尚有旗兵。十万余众对自己的区区七千人，力量悬殊过甚，绝无胜算。

刚回到法华寺，收到段祺瑞派人给他送来急信。信中称董福祥和聂士成各有一万多人移兵小站附近，很明显是在监视他们。

也许，在此前他还有些犹豫不决，但此时此刻，何去何从他在内心应该已经做出了决断。

同一天，林旭把光绪皇帝 十四日写的密诏交给了康有为。

康有为当即与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人开会，商量营救光绪皇帝之策。

徐世昌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想不出什么良策。

一个个唯有捧诏大哭，是想用痛哭打动徐世昌。

他们都知道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和对袁世凯有怎样的影响力。

而徐世昌也同样地大哭。

毫无疑问，他至少是维新派的同情者。但是，他身不由己，没得选择。因为他知道人必须识时务，更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他的哭未必是装给这些人看的。很有可能真的是在为光绪皇帝，和身边这些仁人志士而难过。因为对于最后的结果，他比这些人谁都有数。

在无路可走的条件下，大家最终的议定是：委托谭嗣同前去袁世凯住处，说服他“勤王”。率领他的新办陆军，扶助光绪皇帝“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谭嗣同本来是不同意用袁世凯的，因为他一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

与康有为为此争论了多次。而康有为必用此人，他也无可奈何。

何况，要挽救时局，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能是想尽办法激发起袁世凯的义愤，促其站在帝党一边，以救燃眉之急。

梁启超也同意用袁世凯。

林旭持不同意见，认为袁世凯过于奸诈多端，不可依赖信任，即使事情成功，将来也难以控制。

因此作一首小诗代简送谭嗣同。

诗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千里草是个董字，本初是袁绍的字，这里指袁世凯）”

他是告诫谭嗣同，不要轻率用袁世凯，而应当用董福祥。

但是，此时此刻，事情十万火急，不容再拖延迟疑，谭嗣同只有冒险一试了。

当晚，徐世昌回到法华寺，将康有为等人商议的结果和谭嗣同欲前来的事情，告诉了袁世凯。

两个人进一步密商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