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罗党羽是实践复辟梦的人事基础。宋徽宗出逃镇江，一路上，有大批奸臣、亲信随同。范讷统胜捷兵、高俅领禁卫兵各三千即时赶到。

他这次南下，随行人员除太上皇后、皇子、帝姬而外，还有蔡京的长子、领枢密院事、恭谢行宫使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恭谢行宫副使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而统帅胜捷军护从的范讷原本就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

到达镇江后，徽宗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并行，而莫知有朝廷矣。”。

蔡翛是蔡京的三子，初以恩泽为亲卫郎、秘书丞，至保和殿学士。宣和中，拜礼部尚书兼侍讲。“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请翛守镇江，对他封官许愿，改资政殿大学士。”。到达镇江后，徽宗就驻跸蔡翛府治，使那里俨然变成一个小朝廷。

宋徽宗到东南不久，便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了三道“圣旨”。其一叫《截递角》，意思是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

其二叫《止勤王》，意思是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截留路过镇江的三千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

其三叫《留粮纲》，即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这三道“圣旨”都事关重大，等于徽宗在镇江，赵桓在开封，诰命并行，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国都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令“监司莫知所从，州县观望风旨”，使开封政权难以维持。这样，一旦有机会利用，东南的“小朝廷”就很容易跃升为“大朝廷”。

大建宫阙是实践复辟梦的物质准备。不说徽宗南逃一路上沿途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鸡犬为之一空。”到达镇江后，据称，更是“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镇江府上报赵桓：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

种种迹象表明，徽宗确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一系列行动。

没有想到宋金议和，金人撤退一下子就断了他的计划。百姓人言籍籍。宋徽宗南逃镇江以后的种种表现，很快便传入开封。

一时间，都城之内，“物议汹汹，莫不惊骇”“东南之地恐非朝廷”。徽宗“将复辟于镇江”之类的传说流播甚广。

太学生陈东更向赵桓上书说：“今日事势之急，殆有甚于北敌者”，“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这些言传，显然是对徽宗复辟十分不利的。

还有一点对于赵佶是最不利的，当时的东南还没有从他的统治中恢复过来，依然是是民不聊生。

东南地区本来就是徽宗黑暗统治时其宠臣横行霸道的重灾区，童贯、朱勔民愤极大。加上徽宗以前大搞“花石纲”，此行又沿途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鸡犬为之一空。”

这个家伙死性不改，到镇江后更立即“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两浙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

当时就有很多清醒的人认为，宋徽宗在东南“岂得高枕而卧耶”？如此这般，可见在民不聊生的东南，宋徽宗想在镇江复辟，“地利”的条件也是不存在的。

赵桓对此也是生疑不安。其实赵桓很早就对徽宗存有疑虑。当对其父在东南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以后，更明确表示“道君意不可测”“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

于是，他与徽宗针锋相对，果断降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挥”，要求徽宗“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

所以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以后，赵桓什么也顾不上了，急于采取强硬措施，从速解决东南问题。

汴梁的大臣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当然不希望有第二个朝廷出现，他们纷纷上书催促太上皇北归。

既然赵桓对乃父生疑，大臣少宰吴敏等就建议，派人前往东南催促徽宗北归。于是，赵桓果断出手，先一面将徽宗的亲信蔡攸贬官，又一面亲自降诏蔡攸，叫他“专一扈从太上还阙”，就是要蔡攸前去催促徽宗离开镇江，北归开封。

既而，赵桓又接连两天与曾经护送徽宗南逃的另一亲信宋焕面谈，恢复他已经被解除的“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的官职，责成他从速再往东南，奉书行宫催促徽宗北归。

更任命兵部尚书李纲，门下侍郎赵野为“道君皇帝行宫奉迎使”，前往迎接徽宗。后来宋焕总算说服了徽宗，加上李纲等人的兵力威胁，他们说是陪同徽宗，实际是押送着赵佶一起走上返回开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