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月的远途跋涉，左宗棠避难到了安徽宿松的湘军大营，曾国藩毫不犹疑地收留了他这位老友。

不久，湖北巡抚胡林翼也以为浙江巡抚罗遵殿吊丧为名，来到安徽宿松。罗遵殿是安徽宿松人，一年前由湖北藩司任上调任浙江巡抚，他与胡林翼私交甚好，是老友。在1860年初春，李秀成率军进攻苏州和杭州等地，他战死沙场。

当时，曾国荃、曾国华、彭玉麟、李元度、李续宾、曾纪泽等人也都陆续秘密跑到了安徽的宿松军营。

这些湘军中的主要人物，不是不约而同来到宿松休假，而是聚集在一起，他们有备而来，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讨论规划谋取东南、消灭太平天国的具体路线；二是密谋反清，而且密谋反清是先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因为这一次，咸丰皇帝因满人官文的一封告状奏折，就要杀湘军重要人物左宗棠，寒了湘军将领的心。

其实一直到当时的1860年，清廷剿灭太平军，都是把重心和希望寄托在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六七万绿营兵上。曾国藩的湘勇，只是扮演支援角色，控制中部，防止太平军北上。

而在宿松的这一段时间，是湘军创谋大业的重要时期，也是所有湘军将领最团结的时候，当时的曾国藩威望最高。

曾国藩、胡林翼、李元度、左宗棠等人都是好友，亲如兄弟，他们和彭玉麟、曾纪泽等人一连召开了二十多天的秘密会议，对外宣称是谋划消灭太平天国的路线，实际上讨论了湘军的反清大业，讨论了湘军谋取天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会上，曾国藩照例先让湘军各位将领先发言。

在湘军将领中，胡林翼的官最大，资格最老，他首先站出来说话：“当今之势，满人皇族腐败，已不堪统治全国，而长毛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长毛后，我们一定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朝廷对汉官汉将始终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自古如此啊。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为朝廷殚精竭虑，剿灭长毛，天下人所共见，而咸丰皇帝见到满官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要将他就地正法，实令天下汉员寒心。我们不得不提前准备，未雨绸缪。”

左宗棠这时也说：“清廷防我湘勇，是路人皆知。前几年，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公，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曾公率湘勇为朝廷更是出生入死，却到现在还是兵部侍郎衔，连四川总督也不给。所以，我们为满人的江山社稷卖命，实在不值得！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人。”

李元度一向自视甚高，他的平江勇有一万余人，兵强马壮，他问道：“如若我们湘人起事，胡公、左公可牵头？”

这个问题，当着曾国藩的面，问得突兀，胡林翼看了一眼曾国藩，咳嗽了两声，道：“胡某不是推诿，是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他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而且我的身体又十分虚弱，最近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

左宗棠没有说话，他也把目光投向曾国藩。当时左宗棠名声虽高，但没亲自带兵，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带头人，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也绝不可能的，不说别人，曾国荃、曾国华等曾氏兄弟也不会答应，还有曾纪泽，更不可能答应。

在会议期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曾国藩却始终没有说话，湘军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反对自立，但是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也很不爽，作为湘军首领，他也要为战后湘军的出路考虑，等大家都说完了，曾国藩说：“人常言，事者，势尔！窃以为，时候未到。如若我们现在起事，何以带兵？何以平长毛？而且天下百姓，苦战争久矣，如若湘军也造反，中国怕从此再无宁日。等我们平了长毛再说吧。”

胡林翼见曾国藩这么说，知道他还没下决心反清，于是对曾国藩说：“天下糜烂，我们岂能安坐而事礼让?有志者，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

胡林翼说天下糜烂，不是信口开河，1860年的清廷，内忧外患都很严重。

1860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早在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

俄国、美国公使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却索要诸多好处。

咸丰皇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

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

这时咸丰皇帝才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了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

咸丰皇帝此时冷静一想，后悔了，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

一直拖到1858年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两国不愿意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