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一战，面对石达开的进攻，曾国藩部的湘军，胡林翼部的楚军，骆秉章左宗棠部的湘军，都集中起来，对付石达开。曾国藩移军夔门，骆秉章部湘军守住宝庆，胡林翼部主力南下援湘，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虑，把应付石达开部太平军进攻四川放到了第一位。湘军四个最杰出的将帅率兵围剿石达开，并且是在湖南故土，所以石达开的失败并不冤枉，几乎是一定的。

石达开想拿下湖南纯属异想天开。1859年8月中旬，石达开自宝庆败撤，准备退入广西休整，再图后计。石达开在宝庆会战失利后，深深感到自己部下的新兵太多，战斗力不强，攻城拔寨很困难，拿下湖南再图谋四川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他决定跑到广西整训部队，等待时机，再图入川。

当时，从石达开部下独立出去的石镇吉正在攻打桂林城，宝庆离桂林不远，因此石达开也决定率部前往桂林，他占领了兴安、灵川两县，屯兵严关，大溶江一带，北拒湖南追击之敌，西南两面则防桂林之敌与外界清军的夹击，与石镇吉部形成互为声援的局面。

但是，曾纪泽的追兵很快就夺回了兴安和灵川，用巨炮攻下了严关，将石达开的部队堵在了广西的全州。

石达开部撤向广西，是唯一选择，他只好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连童子军用上了。先前，石达开和他部下的一些老兄弟，从宝庆到全州，也是身经百战，越过无数高山大水，突破无数险隘雄关。但到了广西境内，路却异常难走，在全州的山间小道上进军时，很多高山峭壁之间，只有一线可通行人。人马鱼贯而行，全无回旋余地。十多天中，数万人马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中蜿蜒前进，又累又饿。

因为在山路上长途行军，人马都很疲乏，而曾纪泽的五千人早到了全州，他下令部队休整三天，以逸待劳。

在距离全州二十里地时，石达开派出仅存的精锐三千人攻城，被曾纪泽的部队挫败，不得不派童子军出战。

二虎看着那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想起了自己当年刚从军的模样，都不忍心下令开炮，他向曾纪泽报告说：“太平军现在都剩下一些老弱妇孺，我们不能再杀人了。”

虽然曾纪泽知道，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曾纪泽也在考虑，此时剿灭了石达开，对湘军没有也没有什么好处，咸丰皇帝甚至到现在还在猜疑曾国藩，没有授予曾国藩都督的实职，连一个四川总督的职务都不给，自己又何必杀了这些穷苦出身的农民，何况杀老弱妇孺也不是军人应该做的，汉人自相残杀，也不是曾纪泽愿意看到的。

左宗堂对宝庆会战发展方向的主张，概括起来也就是八个字：“逼窜南路，徐为图之”，就是说，曾纪泽的任务就是把石达开逼入广西，没有说要求他赶尽杀绝。

胡林翼也一再叮咛曾纪泽：“杀尽此贼，势必不能，逼使南走，尚是善策”，“贼数过多，不能尽杀，惟有虚南路，以两粤为贼之去路，则天下之祸尚轻也”。

曾纪泽和他们的想法，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即以将石达开逼入广西为“善策”。因此，在进入广西之前，曾纪泽对朝廷要求派兵向广西方向追堵的旨意，百般推搪，虚与委蛇，名为追堵，实则只追不堵。

左宗堂、胡林翼、曾纪泽的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即兵法中的“围师必阙，穷寇莫追。”在他们看来，虽然石达开在宝庆新逢大败，但短期内将其剿灭是不现实的。阻断退路，等于逼其在湖南与湘军决一死战，反而会使太平军低靡的士气迅速振作起来。而在置长江中下游战场于不顾，把数万湘军留在老家和石达开展开极可能是两败俱伤的持久战，无疑是他们不愿见的事实。这样做，即使最终取胜，湘军也会从根本上伤到元气，一不留神，后果更不堪设想。

曾国藩也主张让石达开去广西，他好腾出手来围剿安庆，拿下安徽，再顺流而下拿下南京。

曾纪泽守住了全州，石达开部攻不下，而为了让将士们死里求生，石达开部的宰辅曾仕和向石达开建议，写一封信给曾纪泽，许以重酬，请求让路。

石达开见他的将士们又饿又病，心情沉痛，决定一试。

第二天，石达开派人给王曾纪泽写信，拴在箭上，射入他的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