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6月开始，上海突然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帜。诸多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随后，袭击通敌分子的恐怖事件开始频繁上演。

对这一系列恐怖活动的评价，舆论方面的说法不一。有些迹象表明，这是通敌分子对立派别之间的倾轧和纷争，他们都想获得日本人的政治宠幸和金钱支持，是伪装成爱国事件，而实际上是争夺日本的战利品。

然而，多数人认为，这是某个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这些暗杀都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大部人相信，该组织即是蓝衣社，狂热地忠于蒋委员长的一个法西斯会社。

“蓝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长久使用，是因为其强烈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褐衫党和黑衫党风行欧洲之际，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孤岛上海”明目张胆地实施恐怖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

而政治暗杀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他们既为爱国，也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他们会与国府的军事特工组织联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在起初的“孤岛上海”，恐怖活动的主动权握在国民党特务手中，尽管亲日的黄道会和复兴会也进行了反击，但是在1938年的秋天和初冬，还是国民党抵抗分子占了上风。

但是，到了1939年李士群和丁默邨在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了一个特工组织后，形势开始发生悄然的变化。首先，李士群很快搜罗了七名前中统特工和CC系成员，组成了一个核心，作为他的骨干力量，他还赢得了青帮成员吴世宝的忠心效劳。这个黝黑粗矮的虐待狂为他召募了当地的歹徒以及其他积极的通敌分子。

随后，李——丁组合促成了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军统特工王天木、陈明楚等人的叛变，并摧毁了他们的特工组织，这是相当重大的胜利。

而随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对军统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由于76号逮捕了很多军统特工，甚至包括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另一组秘密人员。日本的报纸，诸如《东京日日新闻》便对丁默邨、李士群等人表示了信任。

面对不利的形势，新建的军统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须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该方案上报戴笠并得到批准。

吴金锁等三人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杨天风抽调出来，经过急训选拔，秘派至上海参加刺杀活动的。随行的还有豫东情报组组长寥文忠，以及他的两个手下。

初至上海，吴金锁等人虽然被灌输了很多大城市的情况介绍，但依然被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所震惊。

叮当作响的电车，穿着各异的城市人，繁华的街道，高耸的楼房，飘扬的各国国旗……

这里没有广阔的原野，没有飘飞的战火，没有那熟悉的一切，仿佛他们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鳞次栉比的商家店铺都一如既往地开门做生意，黄包车上坐着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招摇过市，浓装艳抹的卖笑女当街拉客，酒馆饭店依然生意兴隆，吆五喝六杯盏之声不绝于耳。

吴金锁等人看得目瞪口呆，无所适从。寥文忠等人显然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安顿下来，便是分组带着他们熟悉这陌生的一切。

高头大马的黄头发外国兵；正在上映卓别林新片的电影院；开门纳客的妓*院；挂着职业的谦恭笑容的店铺老板；好像一座漂浮在霓虹灯广告海洋上的五光十色的欢乐场所；类似罗马斗兽场的“大世界戏院”里，高亢的越剧唱腔伴随观众的喝彩声和喧天的锣鼓不绝于耳……

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适应并习惯的，但三个土包子还是见了世面，见到了外面不一样的世界。等到枪枝弹药被分批偷运进来后，他们又拿起了熟悉的武器，才意识到自己是个兵，是来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杀人的。

细雨潇潇，袭人的江风把细雨打在人脸上好像许多冰凉的小虫子在慢慢蠕动。

吴金锁和寥文忠来到静安寺路的古庙附近，两人一前一后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进了古庙。

关于如何行动，杀谁，这次是见什么人，吴金锁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好奇是有，但却并不十分害怕。

古庙的正门锁着，吴金锁只能穿过污秽不堪的边门。蹲在石阶上的乞丐立刻围过来，加上车马声、小贩的叫卖声，人声嘈杂。好不容易才进入庙里，置身于昏暗陈腐的寂静中。

周围是浓重而暖烘烘的空气，眼前是三尊花花绿绿的菩萨塑像，吴金锁在庙中慢步走着。经过一口布满灰尘的古钟，又穿过铺砖院子，看到一尊真人大小的装束成清朝官吏的菩萨。菩萨坐在挂着绣幔的小神坛上，绣幔的边缘被香火熏成了灰色。

一个年轻的妇女在菩萨面前点了一柱香，叩了三个头，双手合什在额前，拜了几拜。

吴金锁抬头看着，这尊菩萨让他感到怪异，穿着色彩华丽的法衣，红光满面，蓄着长长的黑胡子，这是菩萨吗？一缕浓重的香烟袅袅升腾，飘过菩萨温和的笑脸。冲谁都笑，还是只是我看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