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这种事，历来每一次都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画，叫黄昊看来倒也有其必要的周期因素在内。

若叫黄昊以周期论来总结的话，农民起义的内外因素在他看来不外三大原因：天灾、土地兼并和人祸！

没错，在老黄看来就是天灾、土地兼并和人祸！

就华夏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而言，每一次的农民起义其实都是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后世的历史学者秦晖教授（已故于2016）曾经把秦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除土地兼并之外的因素，归纳为更为详尽的六个方面分别是：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暴政）、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比如盐铁茶叶专卖、海禁等政策（垄断）、官府进行严厉的户口控制，一种是百姓想要迁徙却被限制，另一种是百姓不想迁徙却被官府强行迁徙到偏远地区去垦荒（流徙）、官府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贪腐）、官府和民间对宗教组织资源的争夺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宗教信仰）、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天灾人祸）

只是，秦晖教授的归类虽然将原因归类得更为详尽，但这六个主要因素实际还是离不开人祸二字，看看这暴政、垄断、流徙、贪腐，乃至于宗教之乱，哪一项又跟人祸没有关系？

若是不信，不如就此例数一下华夏历史上的历次起义，首先周武王的吊民伐罪就是赤裸裸的反抗暴政。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也是反暴政，然后王匡反王莽的起义是反暴政，然后黄巾起义的诱因是门阀家族的土地兼并，同样还是反暴政。

再然后，两晋、南北朝的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十有八九都是反暴政，到了隋末王薄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作《无向辽东浪死歌》起义，也是为了号召群众参加起义军，鼓动群众拒绝参加进攻高句丽，激发群众的反隋情绪，因为隋炀帝为进攻高句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最为沉重的灾难，同样还是反暴政。

再往后，唐末的黄巢起义、宋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和北宋末年的梁山、方腊起义，深究起来莫不都是赤果果的反暴政！

所以，对于钟相如今已经开始准备造反这事，黄昊打心底里是有些排斥的，因为在他看来，明明在他缔造的“宋道宇宙”里已经扭转了历史轨迹，避免了北宋的灭亡，也阻止了金军南下，此时的大宋虽然算不上风调雨顺，但至少也该是勉强国泰民安，并没有瞧见什么天灾人祸的迹象，怎么那帮人他们还是要计划着造反呢？

黄昊仔细回忆了一下，倒也记得历史上记载，北宋末时钟相此人在家乡鼎州一带利用“摩尼”教搞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入乡社，所谓乡社也就是农民交钱粮入社后，社内实行互助共济。

此外，钟相还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因此，钟相以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如此二十余年，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靖康二年（1127）初，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掠，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江西、福建、荆湖各路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

到了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才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军队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的情况下，率众起义，号召百姓加入义军保卫家乡。

而如今，在“宋道宇宙”的时空里，钟相搞没搞摩尼教暂且不闻，但是因为没有了靖康之难，他也就应该没机会组织什么勤王的民兵，再然后也没有金兵南下，官兵和溃兵扰民之事，也就没了水深火热。

那么，怎么这个时候，他却是莫名其妙的筹划起了造反来呢？

对于这个问题，黄老汉明显是一问三不知，看样子能等改天杨老爹这个已经坐了第四把交椅的大头目转回，才好问个究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