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昊被问得一愣，不论是他还是之前的黄大，似乎都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只能茫然摇头，黄二杆子便也直起身子，把手中的草人放下，伸手好似指点三军一般对着周围的农田一划，与黄昊道：“瞧瞧，咱家的地可是有整十六亩，除掉朝廷的税赋和给杨家的租子，以及杂七杂八的火耗，光是这一茬夏粮，便能攒下至少二十石稻子，打成精米也有十五、六石，再算上你娘种的春菜、秋菜，还有你爹我出去做手艺赚的利市，一年到头下来，至少能收得十几石米粮，二、三十贯银钱，仔细算算可是比开店卖什么汤饼赚得多了。”

听得黄二杆子这么一算帐，黄昊也有些发呆，心说什么时候种地这么赚了？这一点也不科学啊！

难得黄二杆子觉着自家傻儿子最近有些开窍，便也寻着这么个机会好好与黄昊掰着手指算了算家中的岁入，听着林林总总一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这首先，黄家是正经的外来佃户，本身并没有背着什么族丁税和地丁税，这两种税是朝廷的固定税，专门针对的是已经落地生根的农人家族，而外来佃户说好听点是自由民，说不好听就是盲流，能在此地待着便住下，待不住便走，本乡本土的胥吏不会闲着蛋疼寻他们这些流民找茬抽税，惹急了来个白刀子见红便亏大了。

所以，黄家的一个佃户身份，仅在税赋这一项便能免去不少杂项。

当然了，不是说身为佃户就能免税，要真是如此这全大宋的农人岂有不全部变成佃户的道理，只是说身为外来佃户，在税赋杂项上有所减免，但总量还是不低于本地定户（定居户）的，只是少了些麻烦而已，因为总税和赋钱都容进了正项两税和租子里。

就拿黄家来说，黄二杆子当年在杨家村落户时，可是正经拿着四十贯钱与杨氏族人买下了二十亩的“田皮”，也即是“土地使用权”，然后约定正税自理，此后每年付给杨氏地租是土地收益的五分之二（也就是标准的四六开），然后由仍旧持有“田骨”（也即是土地所有权）的杨氏出面来应付这二十亩地所要承担的杂税和徭役，当然杨氏有关系，家中也有读书人，可以寄田减免这部分的杂税和徭役。

然后，这二十亩地并非是全数耕种，也包含了黄家如今所居的房舍用地和菜园子，也即是实际的耕作面积只有十六亩，剩下的四亩地让黄二杆子在杨家村的边角换了宅基地，盖了房还种了一片菜园。

而这十六亩田地，就目前来说都是上好的水浇地，而华容县又在洞庭湖畔，风水气候都好，虽然此时没有化肥、种子和高效的农业耕作技术，不可能种出一年三季稻或是两季稻，但怎么也能种一茬春粮（杂粮、大豆或者小米之类），再种一茬夏粮，以大宋标准的农家肥加上精耕细作，一亩稻田基本上产量都可以达到三石半至四石之间。

这里要多说一句，此时在江南各地，水稻的种植已经早就跨入到了秧播时代。

黄昊专精宋史，自然知道后世很多电视剧里一出现播种的场景，就会出现百姓在田间直接撒种子的画面这根本就是扯淡，说起来这早期的水稻的确是都是直播，但差不多从汉代开始就已经进入育秧移栽的行时代。

在当时，育秧移栽首先主要是为了减轻草害，以后南方稻作发展，移栽才以增加复种、克服季节矛盾为主要目的。

南宋绍兴十九年时，陈旉（1076-1156年）在其编撰的《陈旉农书》中提出，培育壮秧的三个措施是:“种之以时”、“择地得宜”和“用粪得理”，即播种要适时、秧田要选得确当、施肥要合理。

宋以后，历代农书对于各种秧田技术，包括浸种催芽、秧龄掌握、肥水管理、插秧密度等，又有进一步的详细叙述。

所以，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北宋时期一亩田地光是一季夏粮的产出就能达到四石左右（约五百斤），即便要拿出四分之三交所谓的国税地租颇有些肉痛，可一旦折算了总量和杂余，其实漏在农人手中的剩余价值还是很可观的。

毕竟，不论是后世以美化前朝为继任的正史，还是直面血淋淋历史真相的野史，也都纷纷赞颂两宋时代是华夏三千年中对农商而言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论是百姓还是农人，大抵还都是能活得很是滋润。

即便是喜欢乱搞的宋徽宗也没人说他在农事上压迫太甚，而仅是因为什么花石纲把人民弄得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所以，就此时以黄二杆子为代表的许多农人而言，种地这营生可是比开店卖汤饼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