厢军也算宋代一大特色，所谓驻州之镇兵，名为常备军，实是各州府和某些中央机构的杂兵。这支军队的人员数量巨大，战斗力却极弱，大致上从事的劳役大概包括:京城的东西八作司、牛羊司、御辇院、军器库、后苑造作所、后苑工匠、南北作坊、绫锦院、弓弩院、东西水磨务、东西窑务、御厨、御膳厨、法酒库、油库、醋库、布库等，以及开封府的步驿、马递铺（骑马递送文件）等。

此外，还有筑城、制作兵器、修路建桥、运粮垦荒、修葺城郭、水利设施以及官员的侍卫、迎送等，一般无训练、作战任务。

但是……即便是打杂的，人家也是正儿八经的兵，是要吃粮拿饷的，虽然大多数时候他们拿的饷银可以看成是劳动收入，但这个部分与他们吃的军粮确实是从国赋之中支出的。

好了，前面的“冗官”是大量的官员拿着俸禄不做事（或者是没事可干），中间的“冗军”是大量的军队既吃又拿却没什么战斗力，更没有经济产出，那么最后造成的结果也就是三大弊中的最大一弊：冗费！

官员的俸禄和军队的粮饷自然是以举国赋税来供养，官多兵多自然国家需要供应的经费也就愈多，据史所知北宋人口最多时达一万万一千两百余万（11275万人），财政收入最多时达一点六亿两白银，合算下来差不多是人均一两五钱白银的税赋额度。

而北宋的赋税来源，大致包括了田民城丁杂、力役，榷买和商税几种。

田民城丁杂也即是田赋、民赋、城赋、丁赋和杂税：田赋指官田土地的地租收入，北宋官田比例不大，地租额和民田租佃相当；田赋是指农民拥有土地，政府每年征收的以两税为主要形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土地税，按时间分为夏税和秋税。

其中夏税一般征收丝、棉、丝织品，大小麦、钱币。秋税收蹈、粟、豆类、草等。按地域征收种类不同。南方夏税大多折钱交纳，两税税率以每亩一斗为基准。宋代两税正额之外还有加耗，加耗名目繁多，正税一石，加耗数升，另外还有义仓，收正税的1/10，也是农民要承担的税负。

尤为需要重视的是支移，本来两税应该在固定地点缴税，但宋代政府经常强迫纳税人把税物送到指定地点上交，称为支移。这样减少了政府的运输费用，增加了百姓负担。

如陕西支移曾规定一二等户支移三百里，三四等户支移二百里，五等户支移一百里，不愿意支移的，得支付道里脚钱。起初税户为了节省运费，在原地把税物换成铜钱带到支移目的地去交税，可在路程上还要交过税（商税的一种）。道里脚钱成为定制后，元佑年间，京西路每斗脚钱高达五十六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数额，如广德军纳苗税一石，贴脚钱三斗七升。

此外，北宋政府经常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应缴纳税物，折换成政府需要之物，称为折变。

按规定，折变本来应该按照市场平价的，但政府总是压低纳税人交的税物价格，抬高折变目的物的价格。老包拯曾经说，淮南两浙的发运司命令税户把小麦按照每斗九十四文折为现钱交纳，比市价高两倍。大观二年，京西路将民户应纳的杂钱和盐钱折成小麦交纳，小麦市价每斗一百二十文，官府按每斗五十三文折变。

再来便是城赋，城赋也称经制钱，内容包括权添酒钱，量添卖糟钱，增添田宅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官员的钱粮吃食补衬），楼店务添收三分房钱等。

而丁赋也就是人头税，不分主客户，都要缴纳。数额也是各地不同，从一百文到七百文，从米数斗到一石不等，虽然历代常有减免，但一直到南宋灭亡，丁钱一直视常态。

最后便是最为可怕的杂税，北宋继承了许多唐五代留下的杂税，如南唐时传下来的税苗加三分供军用，盐博绸绢，加耗丝绵，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等十四种杂税，北方的蚕盐钱，以及牛皮，农具，鞋钱，曲引钱等众多杂税。仁宗时，对这些杂税进行了分类合并，随夏税交纳，同时又增加了许多其他随夏税的杂税。

想必大伙肯定知道孔子过泰山之“苛政猛于虎”的故事，细节也就不提了，总之要说北宋之亡，外在的因素是辽东女真崛起占了八成，那么内因便是“三冗”，而这一根根压垮了骆驼的稻草，便显而易见是上述这些参差不齐、推陈出新的各种杂税了。

所以，话说从头，言归正传，黄昊便是以自己专精宋史的角度出发，为《宋道》的主角黄杰设计了一套既不超前与宋代，又领先与北宋末年的新税法，这便是将几百年后由万历能相张居正研究出来的《一条鞭法》，将之改头换面，堪过补完，拿到大宋来用。

结果，如今看起来似乎出现了什么不在计划之内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