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类弹劾，本朝一般不会成立什么专案组之类去调查核实，大都会采取公布于众，让大家讨论的方式。不赞成的举个证据来反驳，这就是论救，同意的，也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又叫附议。

折子公布后的两个多月来，附议的越来越多，而论救的却寥寥无几。

首先，出来附议的是刘璘，他证明朱熹确为贪财好利之人。以自己为例，列举了书院学徒交纳的费用数目，还证明当年他弹劾唐仲友，并非出于道义，而是收受到唐仲友有怨恨之人的贿赂。

接着，福建一官员附议，证明朱熹收纳尼姑作妾确有其事。

而后，言官刘建秀、李石章等官员相继附议。

出札论救的只有蔡纪同。此人是朱熹最得意的门徒，跟随朱熹近四十年，帮助处理书院的诸多杂务。属于朱熹家人，缺乏说服力。

年近古稀的朱熹亲身感受到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的滋味，一时间五味杂陈。让几个跟随多年的学生各奔前程，并不再去书院讲学。建阳书院顿时一扫而空，没有了往日的喧闹，留下的只有寂寞和愁怅。

圣人毕竟不同于凡人，数十年来，在热心教育、勤于治学的同时，致力于自身修养的完善。对于当前面临的弹劾，一般人可能出现两个反映：一是自辩，自己为自己洗刷罪名，另一个是沉默，不理他，别人爱怎么说则怎么说，我仍然走我的路。

他却不。这奏折，对他来说好似一个警钟，让他停下脚步，从多年的自我沉醉中清醒过来，再一次认真地反省自己的言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圣人不是神，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也会有缺陷或不足，如同一件华丽的袍子，时间长了，里面也会有虱子、跳蚤。

就说第一条，朱熹承认，母亲活着的时候，的确让她吃过陈米，当然也吃新的建宁米，虽然不是有意为之，但至少不是最大限度地让母亲吃新米。

再说第二条，屡次辞召不仕。倒是事实，没有夸张。朱熹至今为官已四十年，除了起初十来年，能及时听从朝廷召唤和调遣外，其余几乎每召每辞，有时皇帝召对，也找理由推辞，一辞再辞，实在辞不掉，只得走马上任，服从安排。究其原因，是他看不惯官场，不想在混浊的官场中混日子。

你看，当今的官场中，许多人不读圣贤之书，不学无术，满足于迎来送往，饮酒作乐，醉生梦死，如同行尸走肉；追逐个人名利时，勾心斗角，如狼似虎；有几个人思考人生，又有多少人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振兴崛起作过努力，哪怕只是理论上的。

不是他朱熹不融于官场，而是他觉得在官场中，放不开手脚，与其如此，不如多花些时间，将自己思考、研究的所得传授给学生，或者形成文字，流传下去，而只有到讲台上、书斋里，他的学识才得展现，思绪才得以遨游，他坚信，只要这么做下去，一定对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有时，他也想，倘若遇到有作为的君王，一定听从召唤，指到哪打到哪。但是，这个理由能对外人说吗，显然不能，再亲近的人也不能。

说贪财好利，朱熹觉得自己做得不算过分。他在朝为官，有时是有官有职也有差，这时的俸禄还算优厚，足以养家糊口，但相当长时间内，只有一个宫官，俸禄少了，日子就佶倨些。至于开办书院，政府给的补助很少，修缮校舍，添置物品，学生吃住，教学支出，都要花钱，自然要向学生收取，有时，学生家长会捐些钱物，收下以后，也未区别书院与个人，放在一起用，严格起来是有问题。另外，刊印自己写的书放在书院里卖，收回一些钱，自己认为，是劳动所得，从未介意。摸着良心说，他爱财而不贪财，只是因为，许多事与钱财联在一起，难免有人说三道四。

最后两条，涉及他的私生活。朱熹有难言之隐。

说起来，朱熹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幸。47岁那年，他的发妻祝氏，朝廷封为令人，因病去世。之后，数年未续，也没有娶妾。五十二岁那年，在福建做官时，庵里有两个尼姑还俗，经人介绍，来他府上作婢女。当然这个为婢是有期限的。由于他既无妻，又无妾，家务事和他个人生活都由她们打理，时间一长，男女之间就越过了界限，明的是奴婢，实际是侍妾。这在官员豪门或商贾之家极为常见。三年期满，朱熹见两人年纪尚轻，就赏些钱，让她们回娘家。之后，一直未娶。62岁那年，朱熹家庭再遭不幸，长子朱塾溺水身亡，年仅38岁。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的两大悲哀都降临在他身上，他痛不欲生，然而也无济于事。

儿媳妇带着儿女在家守寡，起先还恪守妇道。老夫子一向推崇孔孟之道，讲究从一而终，坚决反对寡妇再嫁。他后来一直未娶，也是出于这种理念。

一年多前，他从管家婆子那里得知，大儿媳妇突然有了身孕。为此，他大发雷霆，以为是人生以来的奇耻大辱，大儿媳妇为此羞愧自杀。

想到这里，他悔恨不已，当初，为啥死脑筋，儿媳妇既然思春，让她改嫁好了，总比现在这样，既丢人现眼，又人去楼空，鸡飞蛋打。

至于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害予风教和怨望之罪，纯粹属于夸大其辞，捏造罪名，也犯不着生气。说他的理学浮夸无用，他也不想再说什么。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历史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