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陆九渊指出，人从孩提之时，就具有良善之本心。人都应发明本心，尊我德性，确立自我主体是根本；如果忽视这个基础，而把精力放在古人的传注之学上，就会荆棘丛生、阻塞正道：刻意追求精微反转被隐没，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虽然朱熹和陆氏均反对汉唐传注之学，而提倡义理，但朱熹对陆氏的心学倾向表示反对。

所以当陆九龄此诗只读到第四句时，朱熹就对吕祖谦说：子寿(陆九龄)早已上了子静(陆九渊)船了。

接着，朱熹就和陆九龄展开辩论。

但陆九渊却插话说：“途中某和家兄得此诗”。于是陆九渊就把自己和陆九龄的诗读了出来：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陆氏兄弟的这两首诗表现出朱熹理学与陆氏心学的两个基本矛盾：陆氏主“心即理”，强调吾心千古不磨，这与朱熹所主“性即理”、理一分殊的思想相矛盾．以及发明本心与即物穷理的矛盾。

在这里，陆九渊用诗将自己观点与朱熹思想的区别表达出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

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朱熹闻诗变色，陆氏将其发明本心，称之为易简工夫，又赞心学为悠久远大，把朱学的格物穷理视为支离事业，却贬为浮沉于世。如此厚此薄彼，表示不满。

朱熹说：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须，人言相发，皆不可以一日而废焉者也。盖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则其大伦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

针对陆氏心学不立文字，专求本心的治学倾向。朱熹侃侃而谈：既然天下后世之人，并非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就须学而知之，通过后天的学习而穷其理，致知力行以终之，而有所得。如果陷于陆氏的简易工夫，整天饱食静坐、无所事之，是不可能有所知、有所得的。人既然不能生而知之。那就应该通过读书求道，来完善自己。

此次鹅湖之会，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